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陶澍革新政治的突出政绩，主要是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五大方面，其中尤以漕粮海运和盐政改革效果最为显著。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一般讲中国近代史，都习惯于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这一政治事件开始。于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之先驱者便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然后是所谓“中兴将帅”曾、左、彭、胡、李鸿章，然后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人物康、梁、谭、唐，孙中山、黄兴、蔡锷等等，而那位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政治家陶澍却成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似乎历史上可以忽略或一笔带过的人物。究其原因，就在于陶澍既属古代史末期，又卒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这可说是以政治事件界定历史分期，给历史留下的一大遗憾，因为，它既对陶澍很不公平，又与历史事实极不相符。事实上，不论是亲历晚清的陶澍同时代人，还是晚清以后的历史学家都早已对陶澍有着不可置疑的历史评说。

　　陶澍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先看陶澍的顶头上司“道光”这位清代爱新觉罗氏第六代君主——昊宁宣宗皇帝的说法。道光帝于1820年快四十岁时从他父皇嘉庆帝那儿接过一个危机四伏的皇位后，便雄心勃勃，企图振衰起弊。虽然他在位三十年中重用的两名内阁大学士“盐枭首相曹振镛”和“世仆总管穆彰阿”都是庸佞之辈，但其间十多年对陶澍的“特达之知”，委以三省重任，还算是“知人善任”，也使自己在困境中稍有舒缓。

　　道光初年的国家政治腐败，境况已诚如道光帝朱批的无奈：“无如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他在“欲求一堪膺重寄者，不可多得”的困境中，认准了陶澍的才干和人品，使陶澍从安徽、江苏巡抚不仅直升到两江总督，还兼辖两江河工、盐务，让这个湖南人替自己打理半壁江山。正是通过陶澍在江南一带的除弊兴利、推进经济改革并获得成功，才使国民经济稍有复苏，道光皇帝自己也舒了一口气。

　　陶澍革新政治的突出政绩，主要是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五大方面，其中尤以漕粮海运和盐政改革效果最为显著。

　　据道光十一年九月陶澍《陈奏岸盐广销并严拿侉匪惩办附片》记载，通过推行陶澍与幕僚魏源等具体商定的《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条》改革措施(其中第十五条“淮北另议”，实行票盐法还在后)，“两淮盐务，自新章既立，删除积弊，盐价稍减，销路渐通……统计自正月十一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九日，共销盐一千六百五十六万七千余包，计引三十五万五千九百有奇。销数之广，为频年所未有”。道光帝看了这份奏折，兴奋异常，立挥朱笔批日：“览奏，深慰朕怀。看此光景，今岁江南虽罹水患，来年以后自必渐复旧规。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而朕亦获知人善任之美名，实有厚望焉。”他还一再叮嘱陶澍“实力讲求，破除一切积习”，希望能通过革新政治，帮助他改变国库亏空的困境。如今两淮盐务真的出现了大好局面，白花花的银子不仅完成了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偿还了历年的积欠，而且利商便民;既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又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这怎不让道光帝称心如意，而赞誉陶澍是“干国良臣”和“实心任事”的改革家呢?

　　至于与陶澍同时代的团结在他周围的一大批经世改革派人物和贤能官吏，诸如林则徐、贺长龄、陈銮、梁章钜、李星沅、陈建瀛、姚莹、黄冕、汤鹏、魏源、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等，更是无不对陶澍尊崇有加，心悦诚服。即如陶澍卒后接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先在江苏任布政使，后升任巡抚，可以说很多政绩都是在总督领导、指示或商议下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学者李瑚先生说：“但由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显赫地位和重要作用，使原来在江苏与陶澍共同完成的业绩，竟成为林则徐个人的成就了。”林则徐对陶澍终生仰止，他在陶澍六十岁生日时，曾赋七律诗三十首盛赞陶澍一生的事业，其第一首云：“重镇南天半壁雄，干国良臣奏肤功。许身稷契经纶大，度世俭乔位业崇。孤宿联辉依北斗，海筹添算耀江东。廿年开府垂名久，才是平头六十翁。”

　　和林则徐一样，仅比陶澍小六岁的魏源，因长期在江南督抚藩司幕府参赞政务，更于陶澍“受知至恳以笃”，也对这位累死在总督任上的封疆大吏一生的事迹最为了解，所以陶澍卒后的《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和神道碑铭、墓志铭等，都是魏源一人含泪撰写的。他在“行状”中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三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改票税，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群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票盐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这可说是对陶澍创行海运、改革盐政和治理三江等卓著功绩的高度概括和不易之论。

　　与陶澍为儿女亲家的左宗棠，早年在醴陵渌江书院执教时，曾以名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表达自己对陶澍功德的景仰，并由此获陶澍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后来，左宗棠又追忆说：“陶澍总督两江，于一切国计民生，(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实有古大臣风。而陶澍莅任十年之久，勋业事绩，史策昭垂。当日德教沛然，感人甚深，惠政甚溥。追怀遗泽，民不能忘。”又说：“陶澍之两江也，于地方应办事宜，如筹海运、整盐纲、修水利、立学校诸大端，皆次第施行。当议改两淮盐法之时，震撼危疑，异论峰起，卒能坚持定见，救弊扶衰，上荷宣宗成皇帝鉴谅允行，成效昭著，尤为时论所推重。”

　　著名抗英将领、文学家姚莹曾论陶澍日：“适公受命作督，亲秉圣谟，求穹变通久之道。上乃裁盐政，命公以总督专辖，权重而令行，得更变之。乃删浮费、减根窝、除繁文、缓积欠、恤灶丁、缉私枭、实船价、究淹消、疏运道、散轮规，奏人报可，又于淮北改行票盐，以便民食，变枭为良，变私为官，科则减，而课人倍增。其法以变而兼创，裕课提纲，起衰救弊，于今七年，两淮成效大著……不仅河、漕、盐政之巨也，凡兵刑、食货、察吏、兴贤、弭盗、安民，无非公忠之忱，辅盛治于无疆之庥者。”

　　近代著名学者、改革家包世臣曾在其《安吴四种》一书中论陶澍曰：“兴非常之事者，固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谓非常之人者，非智勇超群，能持一切之法以威众之谓;必其能询刍荛、察迩言、广思善断，集众人之心思才力而归于一;遇小小窒碍，则又能随时更正补笪，以顺民情而就事理者也。”

　　湘军首领曾国藩是受陶澍的理学经世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他曾评论陶澍治盐说：“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以上略举几位陶澍同时代人之评论足以说明，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河，而且与林则徐、魏源一样，是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逝世，尽管没有直接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交手，但是他在许多方面已对资本主义列强作出了政治回应，是洋务运动的先声;洋务派的核心目的是富国与强兵，而陶澍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先导者，如他改革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就是富国的具体行动，实际上也就充实了国家抗击外来侵略的力量。而且，陶澍的改革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这也为近代化提供了借鉴。所以，陈蒲清教授为《陶澍全集》撰写的前言中，用刘广京先生为《陶澍在江南》一书所撰的序言说：“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上的高下是很难判别的。”

　　陶澍不仅政缋卓著，而且文学修养深厚。《陶澍全集》所收之《奏议》、《抚吴草》、《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等著作中，即可见其诗文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他的思想情操、学术修养等，对他的部属、幕僚林则徐、魏源等是一种无形的濡染，对其亲属，如女婿胡林翼更是精神的楷模。故陶公逝世后，胡林翼多次给内弟陶少云的书信中，总是反复叮嘱小舅子要以父亲为榜样，说：“岳父文毅公生前勋德在人，贻泽甚厚……此时准有日侍诸母跟前听用，文毅公生前如何作人，如何居官，如何读书，如何处事之法，则孝思不匮，受福无穷。”

　　此外，陶澍一生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知人善任，使他不仅成为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而且是湖南近代不断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

　　清末名士张佩纶在其《涧于日记》中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他认为以贺长龄、林则徐、胡林翼为首的三派人物都在不同方面秉承了陶澍的精神和影响，而陶澍才是这些近代杰出人才之“源”，好比黄河之源自昆仑，长江之源于岷山。

　　单就湖南人才而论，唐代以前的著名人物大多数是客籍寓湘人士，如屈原、贾谊、张机、陶侃、杜甫、柳宗元等;宋代以来，湖南本土还只断续地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如周敦颐、欧阳玄、李东阳、王夫之。只有从晚清陶澍开始，湖南才不断产生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群体，如在经世复兴、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湖南的人才群体都起了中坚作用，这不得不承认陶澍对湖南人才群体蔚然兴起所起的巨大的先导作用。所以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也。”“曾围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者也。”“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陶澍和贺长龄等人在江苏的政绩时，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孟森的这一论断十分中肯。他说的“以学问为实行”，正是陶澍倡导的“理学经世派”的特色。因为在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潮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径或不同学术流派，一为理学经世派，一为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派。而陶澍既是理学经世派的首倡者之一，又是今文经学派的支持者。他不仅批评理学末流治经的“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更以自己革新政治的行动倡导了这一经世学风。陶澍的倡导，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湖南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不仅直接培养了如贺长龄、左宗棠、李星沅、胡林翼等一批政绩显赫的名臣(《清史稿》说陶澍“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而且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一大批湘军的将领和骨干。而近代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都曾参与陶澍发起的“宣南诗社”，研讨学术，评议时政，受到陶澍的直接影响。陶澍与魏源既是世交，又是长期的幕宾关系，魏源的思想变化、成长更与陶澍密切相关。魏源之后，“今文经学派”在湖南传播的重要人物是王闿运和皮锡瑞，王闿运的学生廖平直接影响了康有为，而皮锡瑞则更多地影响了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如此则更可见陶澍对近代人才，特别是对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不断涌现，其影响是多么显著和深远。

　　既然陶澍是事实上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那么今天的史学研究就有必要将陶澍研究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而不能让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关键就在于如何突破旧有习惯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观念，而考虑将近代史的研究范畴提前十几二十年，改从道光初，至少从道光五年(1825)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陶澍主持进行漕运改革算起。这种考虑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一是政治、经济方面。那个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绵延到道光五年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年的历史，其封建的经济、政治，已由乾隆晚年的衰落、嘉庆二十年间的内忧外患(教民起义波及数省，危及皇宫;鸦片入侵，白银外流，民穷国困)，已经到了非“自改革”而不能生存的地步。虽然从道光初开始的“自改革”也是不可能彻底的，但近代史还是未尝不可始于此。

　　二是思想、文化方面。历史进入嘉、道年间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激使一些思想较为清醒、敏锐的官僚和士大夫，勃然兴起一股强大的经世社会思潮。他们深刻揭露和批判“衰世”可怕的种.种黑暗社会现实，包括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更法”和改革，包括漕政、盐法、河工三大政以及币制、农业、科举等各个方面，倡导经世实学，开辟学术经世的新道路。这一大批经世思潮倡导者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应是龚自珍、魏源和包世臣。若论学术贡献，魏源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开一代新风，则其地位应在龚自珍、包世臣之上。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绝不能忽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这一经世社会思潮的复兴。对此，撰著《晚清思想史》的学者郑大华指出：“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本之源，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又说：“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将嘉庆之后的道光初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理由更充足。

　　再则，一般讲事物的变化都是外因为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划分，何必一定要固守由外国入侵的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外因决定论”呢?实际上，即使鸦片战争过后，面对西方的挑战，在中国思想界能够积极做出正确的回应，真正“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的，仍只有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为代表的极少数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和士大夫，而绝大多数官员和士大夫还是固守传统，拒绝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任何影响。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在鸦片战后的1844年即出版，其《筹海篇》的御侮图强、师夷长技战略思想在本国不能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而一传到邻国日本就被奉为“武备之大典”，很快译成日本开启民智、防御侵略的启蒙读物，对后来的明治维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不更加说明外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国是否真正“师夷长技”，何时才能真正实行改革开放，还不是主要决定于自己的国情吗?

　　最后应该申明的是，本文所议“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和认为中国近代史并不一定要以鸦片战争这一政治事件为起点的观点，并不是笔者个人的什么“独创”和“标新立异”，而是领悟先贤和过去的史学观的一次集中表达。实际上，持此观点的人恐怕并不在少数。如旅居美国的史学家刘广京就说过：“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几年中，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关键的时代……陶澍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证实道光初年经世思想与经世事功的并行发展……陶澍的示范，使《皇朝经世文编》所揭橥的精神和原则，成为一时的风气。”很显然，刘先生不仅将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几年直接归人中国近代史，而且反复强调道光初经世思想的成功付之行动和蔚然成风。又如郑大华著《晚清思想史》，也是跨越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晚清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点确定在嘉、道年间。说实在话，笔者本文关于陶澍和近代史起点问题的意见，只是近些年通过研究魏源熟悉了这段历史之后，总感到如鲠在喉，不得不借此一吐为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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